面對欺軟怕硬的西方世界，我們就是要展示自己的真實實力！

我們《維為道來》中談俄烏沖突的時候曾講過這么一個觀點，按照目前通行的名義GDP計算，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小于西班牙或中國廣東省，但法國經濟學家雅克?薩皮爾用購買力平價對俄羅斯經濟規模做了重新評估，認為俄羅斯的經濟規模接近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的4.6萬億美元。北約先后五次東擴，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直誤判了俄羅斯的實力，或者反過來看，俄羅斯自己沒有充分展示自己的實力，結果招來了北約的不斷東擴，直到最后俄羅斯忍無可忍。

長期以來，西方全盤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拒絕不同文明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蠻橫地認為只有西方制度才代表人類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即所謂“歷史終結論”。他們延續殖民主義“分而治之”的傳統，到處煽動“顏色革命”，以“人權高于主權”為借口肆意發動戰爭，造成無數生靈涂炭和財富浩劫，引來全世界的人怨天怒。

我們長期執行韜光養晦政策，在特定時期內是正確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現在中國已經長成姚明的個子了，中國的利益已經覆蓋全世界了，你不捍衛自己的利益，誰來捍衛你的利益。所以該秀肌肉就要秀肌肉，不能讓別人低估自己的實力。

其實，我們中國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低估自己的實力結果引來地緣政治的巨大風險。西方文化的特點是承認實力，欺軟怕硬，如果它真以為你就那么點實力，它就動手欺負你。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中介紹過一個中國自己的案例，那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安格斯 麥迪森討論過的一個案例，他說香港最后一任總督彭定康，誤判了中國的實力，導致他與中國在香港政治改革問題上的沖突。

在香港主權交接的前五年，彭定康敢于挑戰中國政府，在香港開始所謂政治改革，低估中國實力應該是一個原因。

彭定康1997年曾在《經濟學人》雜志上撰文稱“英國的GDP幾乎是中國的兩倍，中國的GDP大致等于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的之合”，而根據麥迪森本人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當時英國的GDP大約為中國的三分之一，中國的GDP是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綜合的6.5倍。

我們知道，從1842年開始的150年中，香港一直實行行政主導制度，總督由英國人指派，身兼政府首長、駐軍統帥、立法會主席，但彭定康出任港督的最后五年，他突然表示他覺得自己權力太大了，他開始弱化行政權，立法局部分議員將由選舉產生，原來由政府控制的房屋、廣播、金融、機場等政府部門紛紛公司化、獨立化。彭定康的這些所謂的政治改革，給97后的香港埋了很多雷，禍害香港20多年, 余毒至今還沒有完全消除。好在2021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港區國安法，我們正在逐步肅清他的余毒。換言之，自己的實力被低估會引發敵人的戰略誤判，從而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我一直主張建構全面、透徹、強勢的中國話語。所謂“全面”，就是對中國和世界的大勢有一種較為整體的把握；所謂“透徹”就是要聚焦中國模式底層邏輯的建構并形成經得其國際比較的中國標準；所謂“強勢”就是要能強勢地回應西方話語對中國的挑戰，在不少方面實現對西方話語的“范式重構”和“降維打擊”。

“文明型國家”話語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總體效果相當不錯。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中是這樣論述的：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國家”，我們可以回頭來看看西方的觀念，看看所謂由傳統的“文明-國家”進入“民族-國家”才能成為現代國家這種西方觀念的局限性和破壞性：這種觀念帶來的結果往往是國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會造成許多流血沖突。且不提歷史上數百年的廝殺，但是過去20年中發生的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今天印度內部紛亂不斷的情況，某種程度上都反映出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的偏執性。

我當時還指出：“歐盟推動歐洲國家的整合，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從“民族-國家”走向“文明型國家”的一種嘗試”。換言之，今天的中國是從一種比西方“民族國家”更高的國家形態來審視西方國家的。我接著說，“歐洲整合談何容易，畢竟歐洲已經分裂了上千年。歐洲整合也已進行了半個多世紀，但其整體實力還是面臨嚴峻挑戰，如果歐洲國家無法真正聯合起來，歐洲的整體衰退的命運將難以扭轉，所以我們應該為我們自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