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羨慕“文明型國家”，因為分裂的歐洲要整合太不容易

我們繼續聊聊我提出的“文明型國家”。我一直主張建構全面、透徹、強勢的中國話語。所謂“全面”，就是對中國和世界的大勢有一種較為整體的把握；所謂“透徹”就是要聚焦中國模式底層邏輯的建構并形成經得其國際比較的中國標準；所謂“強勢”就是要能強勢地回應西方話語對中國的挑戰，在不少方面實現了對西方話語的“范式重構”和“降維打擊”。

“文明型國家”話語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總體效果相當不錯。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中是這樣論述的：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國家”，我們可以回頭來看看西方的觀念，看看所謂由傳統的“文明-國家”進入“民族-國家”才能成為現代國家這種西方觀念的局限性和破壞性：這種觀念帶來的結果往往是國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會造成許多流血沖突。且不提歷史上數百年的廝殺，單是過去20年中發生的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今天印度內部紛亂不斷的情況，某種程度上都反映出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的偏執性。

我當時還指出：“歐盟推動歐洲國家的整合，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從“民族-國家”走向“文明型國家”的一種嘗試”。換言之，今天的中國是從一種比西方“民族國家”更高的國家形態來審視西方國家的。我接著說，“歐洲整合談何容易，畢竟歐洲已經分裂了上千年。歐洲整合也已進行了半個多世紀，但其整體實力還是面臨嚴峻挑戰，如果歐洲國家無法真正聯合起來，歐洲的總體衰退的命運將難以扭轉，所以我們應該為我們自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感到自豪”。

2020年8月6日，英國記者作家路西諾（ARIS ROUSSINOS）模仿《共產黨宣言》的開篇寫道：“一個幽靈，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幽靈，正在自由主義西方徘徊。隨著西方政治力量的減弱和道德權威的崩潰，歐亞大陸崛起的挑戰者采用文明型國家模式，以區別于日益癱瘓的西方自由主義秩序。”文章引用我的話說：“中國學者張維為審視著衰落的西方，冷靜地指出：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并能通過現代國家的轉型，那么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只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

今天，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士也發現西方理論與制度所面臨的困境。法國總統馬克龍的一些談話中已流露出對“文明型國家”的羨慕，畢竟他面對的是小國林立、互相爭吵、一體化前途堪憂的歐洲。在2019年舉行的法國駐外使節會議上，馬克龍指出：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不僅是經濟強國、如一些人所述，他們認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國家’……他們確實擾亂了我們的國際秩序，影響著經濟秩序，重塑著政治秩序”。馬克龍接著說“但他們比今天的歐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靈感，他們有一套我們歐洲人某種程度上已經失去的真正的邏輯、哲學和想象力”。馬克龍要求法國承擔起復興歐洲文明的使命，他顯然希望歐盟最終能成為一個文明共同體，甚至文明型國家，但這談何容易！

同年1月2日，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文指出：文明型國家今天成了時髦概念，中國學者宣布中國是唯一的文明型國家，而不是那種已經過時的19世紀的民族-國家。俄羅斯總統普京也跟著中國（hopped on the bandwagon)宣布俄羅斯作為文明型國家的特質使其免于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解體。印度正在爭論自己是否是文明型國家，文明型國家的候選國還包括土耳其、美國，甚至歐盟等，這個名單還在擴大。

無疑，文明型國家話語已成為一種國際政治的主流敘事，開始影響不少大國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