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西方國家挖苦“文明型國家”，今天多國爭相自稱“文明型國家”

不久前，香港回歸25周年紀念，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我演講互動,主題是“文明型國家與民主和香港的未來”。

今年以來，我們先后和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的智庫學者對話，主題也離不開文明型國家。今年五月，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刊文“文明型國家的魅力”，聚焦今年4月在紐約舉行的主題為 “文明型國家與自由主義帝國——兩者是否終將碰撞？”研討會。

文章認為一種悄然形成于中國和俄羅斯的“文明型國家”論述已開始危及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這次會議除了有學者參加外，美國前政府多位高官也與會發言。

文章提到研討會給“文明型國家”概念的提出者張維為發了邀請，但他沒有接受。其實我沒有收到他們的邀請，否則我倒是愿意通過視頻與他們分享我的看法。

文章稱“文明型國家”理論公開蔑視西方“在世界范圍內大行其道的自由主義范式”，已經在非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而且對西方世界內部的左右兩翼也產生了影響。

總之，文明型國家概念已經走出學術象牙塔，正在成為對全球政治敘事和戰略選擇產生相當影響的某種“顯學”。英國記者作家Aris Roussinos甚至模仿《共產黨宣言》的開篇這樣寫道：“一個幽靈，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幽靈，正在自由主義西方徘徊”。

國際學術界從文明角度審視世界由并非新鮮事，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到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到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都是文明研究的經典著作。但西方主流學者從未深入關注過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融合的可能性，而我經過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特別是中國模式的長期研究，通過對不同文明、不同國家的廣泛考察和比較，包括實地走訪100多個國家，得出了一個慎重的結論，即中國已經通過不斷探索，成為一個把數千年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結合起來的國家，并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對西方的超越。我把這樣的國家定名為“文明型國家”，以區別于西方學術界長期占主導的“文明-國家”話語，“文明國家”經典的表述就是美國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Pye）所說的中國是“一個偽裝成（現代）國家的（古老）文明”。我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與白魯恂教授有過多次接觸，他一直認為，由于中國古老文明的影響，中國不可能形成包括現代政治、現代經濟、現代社會在內的現代國家，他篤信現代國家只能是“民族國家+西方民主政體”這種顯然已經落伍的標準。

我把“文明型國家”英文表述為civilizationalstate。這個英文概念提出后，敏感的英國主流媒體很快就意識到這個概念對西方“民族-國家”話語可能是一種“降維打擊”。

我于2010年正式提出“文明型國家”命題，強調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但它的現代性中融入了自己悠久文明的許多傳承，這使中國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對西方的超越。例如，我提出“良政還是劣政”范式超越“民主還是專制”范式，“民心”和“民意”結合超越光是依靠“民意”，“選拔+選舉”模式超越僅依靠選舉的模式；自由與自律的平衡比西方的絕對自由觀更具有現代性，更適應二十一世紀的挑戰等等。我先后出版了三本專著論述“文明型國家”，其中《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銷量過2百萬，被譯成十來種文字，在國內外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十年前，2012年英國牛津大學舉辦了《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英文版發布會暨研討會，英國《觀察家》雜志隨即發文挖苦調侃這個概念，文章的標題是“一個（使西方）文明化的使命”，副標題是“世界最悠久的文明準備開始給西方國家上課了”。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兩個有趣的現象：一是十多年前，西方對于“文明型國家”話語基本持調侃挖苦的態度，而今天他們的主流媒體，從《經濟學人》到《紐約時報》雜志都在驚呼，文明型國家敘事已經擴展到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甚至擴展到西方國家內部。二是今天除了學術界，在全球主流政治敘事中“文明型國家”“文明-國家”這兩個概念幾乎可以通用了。今天看來，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總之，隨著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特別是歐亞板塊大國的崛起，俄羅斯、印度、土耳其等國家也開始稱自己為“文明型國家”，盡管定義存有爭議，但他們的主張中似乎有一個共同主題，那就是他們都極為反感西方對他們內政的干涉，反感西方居高臨下的說教，他們給西方傳達的信息很簡單：我們是獨特的文明，請尊重我們，先管好你自己。

好，今天就談這些，歡迎大家繼續收聽《維為看世界》。讓我們用中國話語讀懂中國，讀懂世界，我們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