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義秩序趨于癱瘓，歐美困境日益顯現

今天，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士也發現西方理論與制度所面臨的困境。法國總統馬克龍的一些談話中已流露出對“文明型國家”的羨慕，畢竟他面對的是小國林立、互相爭吵、一體化前途堪憂的歐洲。在2019年舉行的法國駐外使節會議上，馬克龍指出：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不僅是經濟強國、如一些人所述，他們認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國家’……他們確實擾亂了我們的國際秩序，影響著經濟秩序，重塑著政治秩序”。馬克龍接著說“但他們比今天的歐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靈感，他們有一套我們歐洲人某種程度上已經失去的真正的邏輯、哲學和想象力”。馬克龍要求法國承擔起復興歐洲文明的使命，他顯然希望歐盟最終能成為一個文明共同體，甚至文明型國家。

俄羅斯普京總統于2013年首次使用“文明型國家”概念，普京的意思很明確：俄羅斯是一個由俄羅斯人民、俄羅斯語言、俄羅斯文化、俄羅斯東正教和該國其他傳統宗教共同加固的文明型國家。普金還這樣說過，“我們必須重視我們的祖先傳給我們的獨特經驗。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從一開始）就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發展，一個由俄羅斯人民、俄羅斯語言和俄羅斯文化為我們所有人提供的國家文明，將我們團結起來，使我們在這個千差萬別的世界中免于解體”。

2020年8月6日，英國記者作家路西諾（ARIS ROUSSINOS）模仿《共產黨宣言》的開篇寫道：“一個幽靈，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幽靈，正在自由主義西方徘徊。隨著美國政治力量的減弱和道德權威的崩潰，歐亞大陸崛起的挑戰者采用文明型國家模式，以區別于日益癱瘓的西方自由主義秩序。”文章引用我的話說：“中國學者張維為審視著衰落的西方，冷靜地指出：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并能通過現代國家的轉型，那么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只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

最近這些年，印度總理莫迪、外長蘇杰生等許多高官也開始稱印度是“文明型國家”，但印度學界和媒體對這個概念的爭論一直沒有中斷。從印度官方的表述來看，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及其在知識界支持者，經常把印度描繪成一個以印度教為基礎的文明，但這在印度內部引起巨大爭議，從最近的趨勢看，莫迪政府已經開始拓展“文明型國家”概念，比如莫迪政府已經推出“佛教從印度走向世界”的敘事。

此外，印度人還有一種凡事要與中國比一比的心態，印度學者Koenraad Elst早在2014年就撰文指出，印度需要一本自己的類似《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這樣的著作，以確立印度作為文明型國家的理論。他提到我著作中認為印度從未經歷過中國那種歷史久遠的政治統一和文化整合，但他說印度各個民族追求政治統一的理想，從孔雀王朝到莫臥兒帝國和馬拉塔帝國時期都存在過。他認為印度也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與中國不同的“文明型國家”，它不是依賴政治統一，而是依賴文明意義上的團結。

普京這種敘事背后的理論支撐主要是俄羅斯學界的歐亞主義敘事（Eurasianism），它強調俄羅斯的特性是橫跨歐亞的獨特文明，融合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形成了自己重視家庭、集體、國家，道德情感的獨特文化。歐亞主義對英美自由主義理論解構得比較徹底，認為英美自由主義理論中的人是去人性化的個人，個人是個體，與集體、國家、甚至家庭都沒有關系。這種理論從個人擴展到國家也遵循同樣的邏輯，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直至“非我族類，其心比異”，只要你與我不一樣，你就是異教徒，對你大開殺戒也毫無內疚感，而俄羅斯歐亞主義提倡者則認為，個人是具有人性的個人（human individual），個人與家庭、集體、國家，道德情感是聯系在一起的。

總之，“文明型國家”論述正在成為國際政治敘事中的某種“顯學”，值得大家關注。我們通過大量原創性的研究，在國際上確立了中國人的“文明型國家”敘事，包括政治敘事、文化敘事、現代化模式敘事等等，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經得起全方位國際比較的中國標準，這就是我講的，確立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對西方、對整個外部世界的主流敘事，把被顛倒的事情顛倒過來，讓原創的中國學研究成果和中國話語走向世界、引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