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奧妙，“中國通”們也無法統一意見

大家好，讓我們繼續《回憶與思考》。讓我們繼續回憶與“文明型國家”相關的一些事情。上次我提到我在上海舉行的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發表了論文《“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中國模式》，11月8日官方網站和上海媒體的報道，成了“文明型國家”概念最初的公開報道。有意思的是《人民日報》也對論壇做了報道，但用了“文明國家”這個詞，而不是我用的“文明型國家”這個詞。11月8日的《人民日報》以“真實中國需要多樣呈現”（作者楊雪梅）為題報道了本屆中國學論壇，其中提到：“關于中國模式的爭論也成為此次論壇的焦點，即使是“中國通”之間的觀點也不盡相同。“中國模式形成于中西方文化大規模的碰撞和激蕩，是國際互動與競爭的產物，這是我看好中國模式的原因。”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維為認為，中國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或者說是以中國模式崛起的，這是一個擁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國家的崛起，在廣度、深度、力度上都是前所未見的。“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國土、超悠久的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淀，再加上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構成了完全嶄新的中國模式”。請大家注意她沒有使用我使用的“文明型國家”，作者可能是本著我們黨報一以貫之的慎重態度，繼續沿用西方漢學家常用的“文明國家”這個概念，其實了解“文明國家”與“文明型國家”兩個概念的差別十分重要。我這里可以做一個簡要說明。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西方漢學家在討論中國時都承認中國悠久文明形態這個事實，但大都也認為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歷程就是一個不得不從“文明國家”變成“現代國家”的過程，或者叫由“天下”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美國知名政治文化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更是把現代中國描述成“一個文明佯裝成的民族國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關于白魯恂，早在1985年，也就是37年前，我就和他打過交道，當時他是國麻省理工大學政治學教授，他以中美知名人士訪華團的美方專家之一于1985年10 月來華訪問，這個訪華團的團長是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理事會主義雷蒙德 謝弗（Reymond Shafer）,團員包括美國前國防部長哈羅德 布朗（Harold Brown）美國前國防部長，前世界銀行行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aNamara)，前美國國家安全事物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訪華團中的幾位學者都是當時美國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白魯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鮑大可（Doak Barnett）、加州大學教授斯卡拉皮諾（Robert Scalapino）、密執安州立大學教授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中方的接待單位是中國人民外交學會，與會的官員包括外交學會會長，外交部前副部長韓念龍、前外貿部長李強、中國銀行董事長卜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袁寶華、前駐美大使柴澤民和章文晉，中美會晤中最活躍的中方專家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薛謀洪，他后來擔任過中國駐肯尼亞大使。美方代表團除了與中方知名人士會晤外，也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外長吳學謙，這三場活動都是我做的翻譯。白魯恂教授給我留下了比較特殊的印象，一是他每次會見都提問題，當時不成文的規矩是每位成員提一個問題，但他每次都是一個問題里套兩個問題，二是會見結束后，他會在回酒店的車上談一些自己的印象，他對中國的偏見很深，而且是帶有理論偏見的根深蒂固。

白魯恂當時的身份是麻省理工大學政治學教授、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理事會副主席。他1921年出生于中國山西汾陽，其父親為傳教士。童年時代在中國讀過，曾在北京銅線美國北洋中學學習，但沒有真正掌握中文就回美國了。中國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0月開始，他隨美軍陸戰隊來華服役，在中國逗留了半年，回國后又進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后在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工作。10月16日下午，李先念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方與會人員，白魯恂也抓住這個機會問了李主席兩個頗為尖銳的問題，他問李主席：過去中美雙方對蘇聯構成安全威脅是雙方合作的基礎，現在中國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蘇聯威脅不再是中美關系的基礎，那么什么應該是中美關系的基礎呢？中國說聯合第三世界，但第三世界國家一些是親美的，一些是親蘇的，一些是中間的，中國和哪些第三世界國家更親近呢？李主席回答也很得體。他說過去我們搞反蘇一條線，現在我們必須坦率地說，那樣做不行了，那樣會導致戰爭。我們現在和美國蘇聯都發展關系，蘇聯是我們的鄰國，有7000多公里的邊界線，不能老是：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往來。至于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我們認為國家不分大小，窮富，強弱，應該一律平等，這樣世界和平才有希望。任何國家稱王稱霸，在別人頭上拉屎拉尿，不利于世界和平。不管第三世界國家是親美還是親蘇，我們都做工作，大家都要和為貴，但我們和南非、以色列、柬埔寨的韓桑林政權以及阿富汗的卡爾邁政權沒有任何關系。從大會堂出來后，我陪同美方人員坐大客車回酒店，美方人員在車上就問白魯恂，你怎么看李主席今天講的話，他說沒有太多的實質內容，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特點，官越大話越空，我們不必過于認真。其實中國外交政策，上世紀80年代初，從反蘇一條線到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還有一次我們一起在餐廳吃自助餐，他與我坐在同一桌，不知怎么他聊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很不以為然，認為中國這樣做很不明智，沒有一個政府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政績上，如果建立在政績上，那么政績差了合法性就沒有了。其實中華文明是一個見過大世面的文明，很多問題想的很通透，民心向背才是政權合法性的關鍵。

后來我讀到白魯恂寫的東西，就會想起了他在北京的這些花絮，都是這個調，英文叫cynical，老油子，冷嘲熱諷，認為他把中國文化真正搞通了，他發自內心地認為現代國家只有西方政治模式，而中華文明與現代文明總是格格不入，不可能成為現代國家。他把中國稱之為：文明-國家，英文是兩個名詞，civilization和state，中間是一個連接號，表示兩者屬于等同的概念，但文明放在前面。他把現代中國描述成“一個文明佯裝成的現代國家的古老文明”(A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這句話講出了一個事實：中國是一個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但它的潛臺詞是：由于你是古老的文明，你不可能建成一個現代國家，不可能有現代的意識、現代的法治、現代的國防、現代的經濟等等，換句話說，白魯恂用的這個詞，更多地帶有負面意義。

這里要提一提我的好朋友，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先生（Martin Jacques）的貢獻，他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也很有影響的書《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China Rules the World)。盡管這個書名不太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處世方式，他自己也告訴我，這不是他的本意，是出版商堅持的。與白魯恂不一樣，他對“文明國家”這個概念作了比較中性和正面的闡述，應該說他已經基本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值得肯定。他堅定地認為由于中國“文明國家”的特征，中國不會變成另外一個西方國家，中國的崛起會改變整個世界。

但是馬丁·雅克也認為，中國的“民族國家”和“文明”兩種特性之間會有某種沖突，這種沖突“可能把中國拉向不同的方向”。比方說，他認為中國今后可能在東亞以某種形式復活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朝貢體系，比方說，他認為中國人有一種種族優越感可能會對現有國際秩序形成某種挑戰。

我比馬丁雅克更往前走了一步。我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這是我對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研究基礎上得出的慎重結論。但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中國這個現代國家與眾不同。她融合了古代文明與現代國家兩者的長處。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中國不會恢復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越論。所以我用的是“文明型國家”，翻譯成英文是civilizational state。文明是一個形容詞，不是名詞，修飾后面的“國家”這個名詞?！拔拿餍蛧摇边@個概念比白魯恂的“文明國家”概念要積極得多，也比馬丁雅克的重新解釋要積極不少。其中最大的差別在于，我強調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這也是西方學者和國內很多不認同中國模式的學者最難以接受的地方，但也是這個概念最精彩的地方。

好，今天就聊這些，下次繼續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