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么讓白人定義中國？

上次我提到，一次演講后互動，有人說，張老師，你老講中國人要自信，我覺得中國人現在已經很自信了，是不是可以少講一些自信了。我說，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我個人覺得我們國人的自信心確實比過去提高了很多，但我也有一種感覺，這種自信有時候還不那么深厚，甚至還比較淺顯。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沒有發自內心的中國自信，一遇到風浪，我們就會失去定力。

我自己的中國自信源于自己對中國模式的研究，而且是通過廣泛國際比較的研究，中國模式雖然還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但它經得其國際比較，它在國際比較中相對勝出，甚至勝出很多。

   我是比較早講中國模式的學者之一。我查了一下，我最早公開發表文章，提出美國模式將競爭不過中國模式是2006年，也就是16年前。我那年完成了我一個長期的愿望，實地走訪100個國家。到2006年，我實地考察了106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我自己對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整體思考，然后開始寫我的《中國震撼三部曲》，

大致從肯定中國模式，到研究中國模式背后的中國理念和中國文化，然后形成比較完整地關于“文明型國家”的理論構思，并先后發表了三本專著，其中兩本我自己翻譯成英文出版，發行后還挺受歡迎。

從時間跨度上看，從2006年走完百國后開始寫，于2008年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觸動全球》，我大致完成了關于中國模式的整體思考，基本結論是，通過實地考察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經得起國際比較，在國際比較中相對勝出。當時我在撰寫我中文著作的同時，也用英文撰文一些文章，在西方主流媒體上發表。

2006年11月2日我在《紐約時報》國際版發表“中國模式的魅力”（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一文，論述了為什么非西方國家采用美國模式大都失敗，以及中國模式可能產生的國際影響。

當時正值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參加這個論壇的非洲領導人人數超過參加非盟首腦會議的領導人。我說，他們來中國參加這個論壇，不僅是為了推動貿易、投資和援助，也是為了了解中國發展模式。我指出，我走訪百國后，發現美國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總體上非常失敗。我做了一個預測，對于發展中國家，中國模式的吸引力會超過美國模式。當時《紐約時報》還有一點制度自信，發表我這種小眾觀點的文章無傷大雅，還能顯示自己開明，但今天它大概不敢發表這樣的文章了。換言之，到2006年，我得出了基本結論：對于整個非西方世界來說，對于整個南方世界來說，中國模式應該比美國模式更有競爭力。

2008年，新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專著《中國觸動全球》，我是這樣開始我走訪百國后的政治敘事的：

我是個幸運的人。1983年4月15日上午9點30分，我由北京首都機場搭乘中國民航973號班機經廣州飛往泰國，這是我第一次出國。23年后的2006年7月17日清晨8點50分，我乘烏克蘭航空公司218號班機由保加利亞的索菲亞起飛，經貝爾格萊德飛往烏克蘭，走進了我的第100個國家。如果加上曾去過的香港、澳門、臺灣等特殊地區，那么迄今為止，我已走訪了106個國家和地區。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又有幸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擔任過英文翻譯，親身感受了他作為一個杰出政治家的才略和氣度，以及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情趣和性格；隨后我又在一個更廣闊的范圍內，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對中國崛起所產生的決定性的影響，感受到他的智慧對于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挑戰所具有的意義。

我把自己的百國之行稱為“世界大串聯”，大致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國事訪問”。我80年代做翻譯的時候，有機會陪同不少中國領導人走訪了亞、非、歐、美許多國家?；叵肫饋?，常會感慨萬千。第二類是參加各種國際會議。我后來去國際組織工作，做翻譯，搞研究，參加世界各地舉行的國際會議，可以說是一種知識會餐，受益匪淺。第三類是學術訪問。中國的崛起觸動了世界，引起了各國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與各國同行探討、交流，甚至辯論各種與中國崛起有關的問題，豐富了自己的學識和思想。最后一類就是純粹的旅游，讓心情自由飛翔，感受不同文明的風采和魅力。

細細想來，這樣分類也無必要，因為“國事訪問”并不都是“國事”，放松的時候就是游客。學術訪問也并非總是學術，會議之后便是旅人。一路走來，最終的一切都化為自己的感受、回憶和思考，當然還有那揮之不去的中國情，無論走到世界哪個角落，所見所聞，都會聯想到自己的國家，并因此而獲得某種感悟和認知。

古人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種理念不知影響了古今多少人士，我今天也大膽地充當其中一員，做學問的同時，也走遍天涯海角，自然有所見，有所聞、有所思。作為一個中國人，通過旅行，思考，讀書，寫作，并與整個世界進行對話和交流，既是一種難得的機遇，又是一種心智的挑戰。這種難得的心路歷程，值得與大家分享。

我有時也想，現在是信息爆炸的時代，一個人不出國似乎也可以了解天下事，我對外國的知識難道就一定比那些出國少的人多一些嗎？不一定，我生活中也確實碰到過像鄧小平這樣智商極高的人物，他們出國不能算多，但對外部世界的把握之準令人嘆服；不過我也相信這種情況只限于少數智商悟性極高的人，像我這等凡人之輩，還是比較相信自己親眼見過的東西。

一路走來，自己真是有很多的感受可以與讀者分享，但萬事總有個開頭、有個切入點。我反復考慮后，決定把自己對中國崛起的感受和思考作為切入點，來寫自己百國歸來的第一本書。中國的迅速崛起觸動了世界，觸動了這個世界的許多敏感的神經。我力求從一個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出發，結合自己對政治學的研究，力求用平鋪直敘的中國話語來談談中國與世界，特別是探討與中國崛起有關的熱點問題，再尖銳的問題，也不回避。我相信隨著世界進入“后美國時代”，世界也將進入“后美國話語時代”，請大家注意，我是2008年就反復地講：世界已經進入了后西方時代，后美國時代，后美國話語時代。遺憾的是我們人文社會科學界迄今還有一大批“精神美國人”，他們是發自內心的不自信，想都不敢想這樣的話題，好在我們年輕一代已經自信起來了，這比什么都重要。我接著這樣寫道：中國人對于自己的發展，對于國際問題的認知，應該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時，也用自己的價值觀加以檢驗，用自己的話語加以論述。一個只會使用別人話語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沒有分量的，中國崛起的過程也必然是一個中國話語崛起的過程，而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也確實需要中國人的智慧。

國家的命運，有點像人生。人要活得有意義，就最好對自己一生有某種總體的把握，這樣才能活得自信、充實和幸福。同樣，一個民族要真正崛起，也需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一種總體上的認知和把握，這樣這個民族才能目光遠大、無懼風浪、國運昌盛。在一些涉及中國崛起的關鍵問題上，自己走的國家越多，形成的比較和感悟也越多，自己竟以為這樣的比較和感悟也可以算是對事物發展的某種總體認知和把握，故不揣膚淺，信筆直書，以求與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共同探討這些環繞在心的問題。但愿自己所寫的內容對大家有所裨益。

這本書的出版，在國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可以說該看的人都看到了，其中一位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總裁陳昕先生，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國出版人，識人識貨，他后來對我說，理論讀物可以這樣寫，太好了，你的下一本書一定讓我們來出，我們一定可以比新華出版社做的好很多。我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后來就是由陳昕負責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出版就成為學術暢銷書，現在成了常銷書。這些以后我們再聊吧，天就就聊到這兒，下次繼續聊，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