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小弟公開叫板蘇聯，中國為何被迫站隊？

我們上次談到了南斯拉夫與蘇聯的恩恩怨怨，還有中蘇關系的恩恩怨怨，而這兩者又是參合在一起的。1985年11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的首任大使伍修權會見南斯拉夫《信使報》駐京記者，地點是在北京建國門外的外交俱樂部。我擔任翻譯。大家知道，伍修權是一位老資格革命家和外交家，當時已經77歲，已退了下來，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這個人物，他最為人知的經歷是在紅軍井岡山反圍剿時期，他擔任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的翻譯，他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念書，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后來又在蘇聯步兵學校學習，之后又留在蘇聯工作，在蘇聯呆了五六年，掌握了俄語，1933年秋，他但任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翻譯，當時共產國際的話幾乎就是圣旨，他的翻譯就顯得特別重要。大概是近距離接觸李德多了，他太了解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給中國工農紅軍帶來的巨大損失，1935年他列席遵義會議，他作為李德的翻譯列席會議，他始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他認真準確地翻譯與會同志的發言，為會議順利進行作出了貢獻。解放后，毛主席在一次會見外賓時，指著伍修權說：“從蘇聯回來的人，他是沒有反對過我的一個?！睋貞?，后來彭德懷對李德瞎指揮，造成紅軍這么多根據地的丟失，這么多人的犧牲，他指著李德的鼻子罵“崽賣爺田心不痛”! 他該是湖南的俗語，也就是你這個崽子把爺爺的田產賣掉了，自己一點都不心疼。伍修權有點猶豫，沒敢直接譯出來，彭德懷堅持你就這樣翻譯，一個字都不要漏，武修權還在猶豫時，在場的另一位懂俄語的老革命楊尚昆把它翻譯成了俄文。李德聽后咆哮起來大喊：封建！封建！彭德懷回罵李德：下流無恥。

新中國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權先后擔任外交部蘇歐司司長、副部長、中國駐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職。1950年1月，伍修權隨周恩來總理赴莫斯科參加中蘇會談，并參與起草中蘇友好條約等一系列工作。那天，他和南斯拉夫記者談的比較輕松愉快，《信使報》的記者提前給了他一個長長的問題清單，他讓秘書提前復印了一份給我，我今天還保留著：第一個問題是：從斯大林去世到今天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你現在能否毫不拘束第談談你對那個時期的一些印象，例如，你當時是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的會談翻譯，你能否談談你對他們兩個人的印象，他們之間的私人關系如何和他們是如何相處的？但那天的見面很愉快，武修權上來就說，我們不必按這個單子問答，我們就隨便聊聊吧。上次回憶與思考我們已經提到，南斯拉夫共產黨從二次大戰期間就和蘇聯共產黨一直有矛盾，鐵托和斯大林這兩個領袖人物無論是個性還是理念，差別都很大，這也是矛盾的主要原因，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臺后主動聯系鐵托，希望能夠改善兩國的關系，他親自前往貝爾格萊德訪問，所以在那個時間節點，南斯拉夫也接連向中國發來不少信息，希望利用這個轉機，南斯拉夫與中國可以建交，中國政府也認為這是一個時機，同意了南方的建議。所以1955年，中國和南斯拉夫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伍修權成為中國駐南斯拉夫的第一任大使，也是我們新中國的有一位將軍大使。但1956年蘇共20大后發生了“波匈事件”，我們上次已經討論過，蘇南關系再度緊張起來。伍修權1956年抵達南斯拉夫后，他就開始做調研。伍修權親身經歷過過去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瞎指揮，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巨大損失，所以他比較實事求是，他通過與鐵托本人的交談，通過自己與南斯拉夫各界人士的接觸，認為南共是根據本國特點和需要，制定了獨立的方針政策，探索自己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不是不機械地搬用馬列主義一般原理，也不是機械地照抄外國經驗。他認為南共堅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自主，這種精神是可取的，在南斯拉夫國內的實踐中也是有成效的。不過，伍修權在和記者的交談中承認：中南關系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受到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蘇南關系的影響和制約。隨著形勢的變化和國內外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南關系不僅沒有得到預期的發展，相反卻發生了急劇的逆轉。他碰到的具體事件是1958 年初，南共召開南共聯盟的七大，提出了新的“南共綱領”。他接到國內指示，要求使館把這個綱領的全文報回，并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是最考驗人的地方，如何對正在發生的大事做出準確無誤的判斷和預測。伍修權說，我們組織使館人員，比較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九條共同標準，和南斯拉夫綱領，一條一條進行對比?！赌箍菩浴肥翘K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后引起了國際共運中的思想混亂，為了克服分歧重新凝聚共識，經過磋商，包括蘇共、中共在內的12個國家的共產黨表團，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當時毛主席親自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通過了這個宣言。

但當時南共認為，這項宣言中的一系列觀點和評價與南共盟的立場截然不同，南斯拉夫拒絕在宣言上簽字。南斯拉夫反對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和以蘇聯為首的提法，強調蘇聯和蘇共在共運中不能成為“思想、組織和其它問題的仲裁者”。1958年南共盟召開了自己的七大，通過了《南共聯盟綱領》，武修權認為南共綱領中至少有6 條是符合這些莫斯科宣言中提到的共同規律，但也有不符合的，特別是有一條，他認為蘇共是肯定不會接受的： 那就是“南共綱領”強調社會主義各國和各兄弟黨的平等原則，反對任何一國的黨搞壟斷和霸權。這一條，與中國共產黨的當時公開的主張也不一致。當時中共的觀點是，社會主義陣營是客觀存在，必須維護這個陣營的團結一致。這個陣營必須有個頭，這就是蘇聯。

為此，蘇共號召公開抵制“南共七大”，要求各國共產黨只派觀察員參加，不派正式代表團參加。在1958年的南共七大結束后，伍修權接到國內指示回國述職，實際上就是不辭而別，等于是離任了。不久，南斯拉夫也召回了駐華大使。這場原本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很快影響到外交關系，兩國雖未正式宣布，但實際上已把大使級的外交關系事實上降為代辦級外交關系。南斯拉夫信使報記者問武修權，據說你回國后，特別是文革中，因為你對南斯拉夫的看法，收到了迫害，據說你被關了八年，你當時的罪名是“里通外國”？伍修權笑了，我經歷過很多風浪，但事情都過去了，我們要拿得起放得下，只要國家一天天好起來，我就高興，我們一起向前看吧。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革命者胸襟和情懷，當時才20多歲的 我聽到還是很感動的，這些經歷過長征，經歷過千難萬險的革命者，境界之高令人務必欽佩，我們現在就是這樣的干部太少了。好，今天就和大家聊這些，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