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期湘 劉翔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性成就。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要“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奮進新征程，須強化問題導向，不斷完善生態文明法律制度體系、優化生態環境監管機制，堅守生態環境保護的司法“底線”，為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完善生態保護法律制度體系
近年來，我國生態保護立法成效顯著，但仍存在分散化、碎片化、重復率高等問題，需要提高立法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以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
加快環境法典立法編纂。統籌生態領域法律規范的立改廢釋纂，促進《環境保護法》的法典化“升級”：推動立法理念由“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人類共生”轉變，將“環境”概念從“客觀環境”延伸至“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建構由總編、自然生態保護編、綠色低碳發展編、生態環境責任編等組成的生態環境法典規范體系，為生態環境執法與司法提供統一的法律依據，以實現生態法治與國家治理有機結合。
加強生態重點領域立法。強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法治保障，注重生態預防性、保護性立法，扭轉重污染治理、輕生態保護的局面，加強國家公園、生態旅游、生態監測與評估等方面立法。在碳達峰、碳中和等方面填空白、補短板，加強生態碳稅制、碳排放監管、碳交易市場、生態碳匯等規范立法，探索綠色技術產權融資，構建自由流通、公平交易、競爭有序的生態要素利用市場，用法治推動產業綠色轉型。
統籌區域間協同立法。建立健全跨行政區域協同立法、流域立法、共同立法工作機制，統籌跨區域生態保護重大事項；以區域利益分配和協調補償機制為核心，構建跨區域生態治理財政資金池，統籌建立統一、透明的生態質量標準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有效破解“九龍治水”而“水不治”的跨區域環境治理難題。
優化生態環境監管機制
近年來，生態保護面臨的技術性難題與風險隱患不斷挑戰著傳統治理范式。為此，應著力打造依托數字科技的生態監管機制，有效預防生態風險。
建立生態環境大數據平臺。推進工業污水、危廢處置、環境監管監測等生態數據新基建建設，加快生態風險評估算法和生態數據后端開發，統一生態數據收集、儲存、處理等標準，建立生態數據共享平臺，提升監管主體與企業主體交互性，增強生態資源配置與監管能力；利用遠程動態監控、差異化監管，實現生態監管從平面轉向立體，提升生態執法效能。
健全企業生態保護合規管理體系。加大對環境監管重點單位合規管理培訓，積極引入第三方展開合規監督評估，列出風險清單，強化風險防范整治。推行企業生態合規制度，促使生態監管由重事后查處轉向重事前預防、從國家管理模式變為國家和企業合作模式。
強化生態環境監督的執紀問責。重點審視環評審批、執法督查、固廢管理、環境監測、專項資金申報審批等環節，壓實監管職責；推動監管主體與被監管主體同步建立整改工作臺賬，深化“一臺賬、兩清單、雙責任、雙問責”生態監管整改機制；建立領導干部任期生態文明建設責任與考核機制，以最嚴格的要求夯實生態責任，促進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雙提升。
創新生態司法保障機制
新發展階段，生態司法不僅是對破壞生態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與教育，更強調生態保護一體化發展，其中關鍵是構建司法聯動機制和生態修復機制。
構建生態司法聯動機制。建立健全生態司法聯動機制，生態案件可跨區域辦理，由檢察院、法院、公安、生態保護部門等協同配合，強化對重大案件的會商督辦，凝聚執法與司法的合力，高效辦理生態案件；針對辦理案件過程中發現的行政執法薄弱環節、管理漏洞，及時發出司法建議，并將建議落實情況納入各級法治政府建設硬性指標，形成打擊與預防、監督與改進并重的生態治理新格局。
推進生態司法集中化與專門化。積極探索設立生態司法專門機構或專門辦案組，比如構建生態檢察專門機構，設立生態審判庭、生態巡回檢察組或法庭，發揮司法集約化效力；強化司法部門與高校、科研院所、鑒定機構等的協作，建立生態司法專家咨詢制度，提升查辦生態環境案件的能力水平。
探索生態環境司法修復機制。采用“先修復再量刑”司法模式，積極拓寬生態修復方法和途徑，設置生態直接修復、認購“碳匯”替代修復、建立生態修復基地、創建生態修復基金等方式，促進受損生態資源環境及時修復、有效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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